核心提示：现在看来表面上好象是观点不同之争，而实质上是理论权威地位之争，彼此都自认为是日丹诺夫的传人。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完结，特别是周扬被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周扬想不通，在他被迫做了检讨之后，不久一病不起，躺在医院四年直到去逝。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周扬》，作者：盛夏，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写下这个题目，它的难度比我的预想要难得多，于光远说“我写《周扬与我》的目的，与其说我想写周扬，不如说我想写胡乔木，周扬被整得那么狠，我实在是气得不行，感到不平。”有人说过“胡乔木是白衣秀士”，也有人说“周扬是被气死的。”被谁气死的，指的就是胡乔木。有文章对周扬同志的对立面胡乔木同志颇有非议……周扬与胡乔木在对待解放思想的理解与态度上确有不同。
早在三十年代周扬与胡乔木在上海就在一起，左联时期胡乔木在周扬领导下工作。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时，还在序言中对乔木的出力，表示过感谢。目前关于周扬与胡乔木的文字极少，凭仅存的文献，周扬与胡乔木的分歧大至有三点：
一是对待丁玲作品的态度不同；1948年，丁玲写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书稿复写了两份，一份交给周扬，一份交给胡乔木，周扬几个月未作表态，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丁玲找周扬要回了书稿，1948年9月，丁玲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书稿由新华书店东北分店出版。历史地说，对同一部作品持不同态度，本无可非议，但客观的事实是，由此事丁玲对周扬有了矛盾。
二是对待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的态度不同；1952年在筹备第二次文化会过程中，周扬与胡乔木在看待文艺界形势的问题上发生分岐。原本由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负责，由冯雪峰起草大会报告，而周扬正在乡下参加土改，当时胡乔木主张取消文联，而毛泽东一气之下就不让胡乔木再管筹备，打电报让周扬回来主持筹备……，周扬没有接受胡乔木、冯雪峰起草的报告稿，主要是对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的观点上绝然不同。同时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对周扬与胡乔木的使用上态度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他的秘书胡乔木是笔杆子，而周扬是贯彻他的思想的最好的执行者。
第三是对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不同。
周扬经历了“文革”10年，监禁9年。复出工作后，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百年祭日，3月7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周扬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主旨报告，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但风云突变，山雨欲来，周扬与胡乔木之间对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上剑拔弩张，秦川在文章中写到这样的见证文字：“3月21日，胡乔木在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主持召集会议，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
阅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当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大家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周扬这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是太意气用事了。
周扬看得快一些。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
从来没有人见过乔木同志这样疾声厉色，令人坐立不安，于是有人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胡乔木稍微冷静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重申他从未听说过不让发表。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的是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
会场归于沉寂。有位领导同志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
会上，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中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的文章，其中只有我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一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他还讲了一些情况，有时乔木还笑着点点头。会议的核对工作没有完成，只好散会了。秦川的文字真实的记录了当时真实的情形，是历史的见证。
3月28日，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等写了一封信。周扬在胡乔木的劝说下作了检讨。现在看来表面上好象是观点不同之争，而实质上是理论权威地位之争，彼此都自认为是日丹诺夫的传人。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完结，特别是周扬被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周扬想不通，在他被迫做了检讨之后，不久一病不起，躺在医院四年直到去逝。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宣讲了批判周扬的重要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在他的文章发表后，又对他的对手周扬施加点抚慰。春节前的1月26日，胡乔木给周扬写了一封信，附上一首他称之为的“小诗”。春节期间，我去周杨家里拜年，苏灵扬同志拿出一张录有这一首“小诗”的纸给我看。那一段时间去周扬同志住处的人，都欣赏了这首诗，诗是这样写的：“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支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拥抱着一对战士”当然是指胡乔木与周扬了；“逃出剑匣”的“你”呢？是“人道主义与异化论”？不得而知。
在这一段历史公案中，周扬在道义上得到了大多数文化人的同情与尊敬，而胡乔木有些尴尬，对他非议不少。后来他又讲了许多人道主义的好话。其实周扬、胡乔木是大人物，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隐衷。
1983年胡乔木批了周扬又赠诗给周扬，这一举动真是两面不讨好，也有人分析两人之争，实际之争的是权威地位。此说可否成立，不得而知，无论是周扬还是胡乔木，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自诩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说白了是权威之争，更是权力之争。当周扬面对的对手是胡风、丁玲、冯雪峰的时候，他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因此而战无不胜。而当周扬面对的对手是权力大于他自己的中央政局局委员胡乔木时，鹿死谁手，不言而喻。周扬与胡乔木的针锋相对，彼此相恶，最后双方剑拔弩张，也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了。由此看来，于光远说：“周扬被整得那么狠”指的就是这件事，被气死的说法同样是指这件事，至于“白衣秀士”一说，难免有失公允，事情那里会是那么简单。胡乔木自然看重他手中的权力与地位，这一点周扬也同样，他们都使自己的才华与学问、理论与实践为党作用，为领袖所用，这是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