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做了重要的讲话。图为会后的合影。
1942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宗旨是要解决解放区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这次会议召开，已经有很多历史叙述。最近出版的《图本丁玲传》（涂绍均著，长春出版社出版）也发现一些新的史料，对于这次座谈会为何召开有更细致的解释，可以丰富对历史事件的理解。
以往的解释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延安文艺界不良作风，发动整风运动。抗战爆发后，很多热血青年和作家、文化人奔赴延安，参加民族解放事业。来之前把延安想得很好，到了延安发现不是想象的那样，而是同样有官僚主义、漠视群众疾苦等黑暗面，于是纷纷写文章抨击。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敬作家》，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等，都对延安的现实提出严厉批评。当时延安发生两起离婚案，引起丁玲思考，对男权思想以及女性缺少自尊很有感触。丁玲看到每逢星期天都有一些女同志打扮得怪里怪气来“文抗”俱乐部跳舞，认为“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当时江青语），丁玲也很批评。她写的《三八节有感》主要是抨击延安当时存在的某些封建思想行为。这就引起一些高级干部的反感。通常认为诸如此类知识分子的“张扬”和“不协调”，是引发整风和座谈会的重要原因。
但另外一个潜在原因，以往常被忽略，那就是延安文化界的宗派主义纠纷把事情闹大了。1941年7月当时担任延安“鲁艺”院长的周扬在丁玲任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马上受到萧军、舒群、白朗、罗烽、艾青等联名文章的批评。延安文艺界的派别之争明显爆发出来了。对此，周扬可能耿耿以怀，一直到1978年，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周扬还认为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主，周扬为代表，主张歌颂光明；另一派以“文抗”为主，丁玲为代表，主张暴露黑暗。这种说法有些简单化，但大致是如此。当时“文抗”这边作家如罗烽就认为，周扬在上海就搞宗派，到了延安掌握大权，更是党同伐异。他们不愿意到周扬领导下的“鲁艺”任教，另外组织了一个“星期文艺学园”。周扬不满，曾当面直斥罗烽是“唱对台戏”。这些矛盾都是引发整风和座谈会的原因。
延安时期的丁玲。
座谈会之前，毛泽东先后找过“鲁艺”和“文抗”两边的作家交谈，和丁玲、艾青、周扬、何其芳、周立波等都谈过，听两方面意见。据艾青回忆，毛泽东和他交谈时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一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我看应该登在国民党编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才好？”艾青说：“开个会，您出来讲话吧。”毛泽东说：“我的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听的。”后来，就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然借用了周扬翻译俄苏的某些理论资源，甚至更多地往“鲁艺”一边靠。当然，毛泽东主要是自己的理论建树，在战争时期，容不得知识分子太过个性张扬，政治家总还是首先考虑现实的政治需要。
1942年4月27日，丁玲接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用粉红油光纸印刷的请帖，内容是：“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署名是毛泽东和凯丰。（凯丰时任中宣部代部长。他在遵义会议时期可是当面批评过毛泽东“不懂打仗”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做了重要的讲话。图为会后的合影。
座谈会从5月2日开到23日。丁玲受到触动，在会上做了发言，说“改造”就是向新的阶级“投降”，“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抹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会后丁玲并未受到整肃。中宣部仍指定她担任“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随后她又受到朱德总司令邀请，去八路军总司令部看文件，写成报告文学《十八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