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拉动经济 “铁公鸡”仍然是“香饽饽”
长沙黄花机场。（资料图片） CFP供图
经过连续6个季度的调整之后，“软着陆”态势基本确立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短短一个月内，湖南、贵州等省连续出台了投资规划的“大手笔”。有人戏称，经过2009年中央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如今地方省份即将上演“4万亿2.0版”。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依然疲软，中国经济指望不上“外需”，而国内消费短时间内不可能有突破性增长。这时候，常常被指责效率低下的“铁公鸡”项目仍然成为“香饽饽”，对地方经济而言，投资拉动这个“老办法”，仍是解决发展瓶颈的法宝。
围绕投资拉动利与弊的“口水战”格外热闹。反对者认为，中国经济比下滑更危险的，是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雾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任”，甚至可能变成“定时炸弹”。
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坚信，中国基础建设的空间巨大，未来10年甚至20年，投资拉动都还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益”。
经济学家李才元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可能正在经历“中央向地方转移”、“政府向民间转移”两个重要的转型，中国经济的“内需战略”正处于关键时刻，“从前是长胖了，长高了，现在要长肌肉，长结实”，因此，首要问题是克服“内虚症”。
地方版“4万亿”的非理性？
7月以来，各地在中央“稳增长”的宏观经济定调后表现出“百舸争流”的架势。
据报道，7月20日宁波市出台《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政策内容包括减税、降低中小企业成本、鼓励重大工业项目建设、强化区域业绩考核等措施。
7月23日，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会展消费、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以及绿色消费等10个方面。
长沙市的规划格外“惊人”。他们在7月末公布了195个项目，向全球金融机构发出投融资邀请。其中包括“四十”个重大项目和155个一般项目，总投资额高达8292亿元，其中“四十”个重大项目总投资为3748亿元，包括“十大片区建设项目”、“十大基础设施”项目、“十大中心镇(小城市)”项目和“十大产业项目”。
贵州省也不甘落后，《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中提出，计划投资两万亿至3万亿元，涉及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各地的投资冲动并非个案，而是很多地方“集体行动的逻辑”。其实，早在中央提出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希望中央再次出台“4万亿2.0”的刺激计划，通过新一轮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马光远对投资拉动经济的批评态度很有代表性。他表示，过去几年，很多地方上马的项目“基本还债无望，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今年如果再次听任地方随意“涂鸦”，大胆投资，在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这样，“债务黑洞越积越大，这对于银行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
他甚至用“天使抑或魔鬼”的比喻，来提醒人们要警惕地方新一轮投资泡沫。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则认为，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加重金融风险等隐患。
他还从中国经济循环的内在机理分析“投资拉动”的不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以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循环链条，并且顺利带动了投资增长，消化了产能扩张。近10年来，我国已经遭遇3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前两次产能过剩我们都能成功化解，在于按照从前的经济运行逻辑，追加的投资能消化掉前面的过剩产能，而从2009年开始的产能过剩拖到今天，不但解决不了，而且麻烦越来越大。
这中间，根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既有的经济循环链条运转失灵：首先，世界经济整体下滑，中国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面临生存困境；其次，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快速上升，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压缩，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在上述因素联合挤压下，企业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弱。也就是说，“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三者之间的链条衔接出现了问题。
赵晓表示，由于政府投资往往缺乏效率，再加上大部分项目是基础建设等民生项目，项目的经济回报短期内难以还本付息，这就注定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追求总量而不追求质量，投资过快、投资效益低下一直是我们没能解决的难题”，若此时推出地方版“4万亿”，只会恶化这一趋势。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的批评更直白。他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都喜欢上大项目，因为他们需要政绩，需要花钱，更因为来自中央政府和商业银行的钱多数是不由那一届政府归还的，甚至还可能永远不还。而以现有税制为例，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不是以产量或者销量定税额的话，投资冲动自然就少多了，因为GDP一旦不等于税收，投资再多也未必等于钱袋子，地方政府自然没有了积极性。可是，目前的实情决定了中国经济还是“投资经济”，一旦中央政府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就是风向标，就是荣辱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