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的历程，期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第二次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那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保证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保证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点在确立新政治观。
强调政治观的创新与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
有一个现象在较长时间里让人困惑，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跟上时代的要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较计划经济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导致错位，进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小则羁绊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影响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发展，大则危及执政。
逻辑和结论清楚，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有人认为缘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稍加分析便发现仅此不足以解释现存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不改革死路一条，那时既得利益将丧失殆尽，故即使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也不会拒绝改革。也有人认为缘于执政党出现精神懈怠，缺少必要的勇气和改革热情，不敢触及民主政治，担心政治民主最终与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相冲突，危及执政权。初看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实则不然。共产党并非天生反民主，列宁说过，没有民主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于一个没有自己利益且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其存在的理由和强大号召力就来自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坚持了民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理论是清晰的，问题是考察历史与现实，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确实出现过、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民主不充分的状况。我们因民主而产生和发展，却又因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矛盾丛生，为什么?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那么当前理论准备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点在于尚未确立起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
研究和确立新政治观，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政治观。由于不同政党或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对政治的解读并不相同，因此政治观也存在着差异，站在新政治观的角度认识问题，政治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概括。政治观是人们对政治的认识和判断，具体讲是对政党、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所以强调政治观的创新和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有差异才有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政治观：关注方向、创新点与突破口
新政治观，一个“新”字便指明了关注方向和创新点与突破口，同时涉及调整什么和为什么调整。从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诉求不断拉近的情况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生态一直处于变化中，“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观不断调整。比如美国冷战时期确立的四大任务之一是“消灭黄祸”(共产主义)，而今着力于“把非融合性断层国家改造为核心国家”(《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而核心国家中就包括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义与制度之争。这些都意味着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解释世界，已经缺少更大的说服力，尤其反映于精神领域，这种变化给我们的挑战更为严峻。由于西方社会原本就没有把政治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甚至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倾向于负面，所谓“不让政治家说假话相当于不让狼吃人”，那么冷战结束对他们来讲只是换了一种国家博弈方式，不会危及精神和信仰。我们就不同了，由于革命而把共产党的政治及其领袖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高度依赖理论的先进性，同时离不开环境氛围的强化，所以，阶级对抗越激烈，环境条件越残酷，牺牲度越高，信仰愈坚定，这也是革命先驱甘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再，强化信仰的环境因素消除，坚守信仰变得艰难，这就是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挑战大于西方的缘由，是建设新政治观的重要推手和动因。
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价值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看，革命与执政差异很大，革命讲的是暴力，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执政是消除矛盾、弥合分歧，革命时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执政时强调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反映在利益方面，革命阶段通过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来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执政阶段必须满足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革命阶段为了根本目的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执政阶段不能通过牺牲来实现，只能提供各利益体的平等博弈来调节利益，等等。如此之巨大差异，决定了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更根本的问题聚集于共产党执政依靠谁?尽管我们习惯说依靠人民，问题在于人民一直是个政治的概念，依靠人民就存在着非人民，执政状态下的中国已经没有能够构成阶级的非人民，那么对人民是否作出区分?现实看我们确实突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是那些“有利于执政的人群”，这一点从拆迁时的对垒即可以看出。也就是说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了党政官员或公务员系统成为普通群众的对立面，这些人享有的隐形福利已经让纳税人感受到一种新的剥削产生，搞不好还造成了人民虚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既然症结不难弄清，为什么仍然坐视大量矛盾堆积?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治观未能实现突破，这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民众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能力大大增强、网络为表达民意提供更充分空间的情况看，也需要重新解读政治以获支撑。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期间，香港有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的确，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好似欧洲的启蒙运动，让不会思考的中国人跳出“两个凡是”的精神桎梏，又是因为思考而推动着政治的改变，使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与此同时，新规则、新技术又把世界推入全球化时代、网媒时代。叠加作用的结果，不在于理论说了什么，而在现实表现与理论是否一致;不在于过去曾经做出什么，而在当下正在做什么，甚至是否能做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雨中演讲无人为其打伞，而我们一个20多岁的乡镇长却有人为其撑伞;我们的官员公开场合大谈西方社会腐朽，要求大众爱国奉献，私下却用贪腐来的钱将妻儿移民西方，自己当裸官。至此，再不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就不可能以新思维建构政治体制、规范政治活动，必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基础随之瓦解。这也是建立新政治观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