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们的小时候

        12月4日晚，余华、苏童、毕飞宇、刘醒龙四位作家在暨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堂上与暨大学生对话，主题是“文学与人生”。
童年对每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关键影响，一个作家的童年记忆会如何影响他的写作？12月5日，在暨南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文学与记忆”研讨会上，余华、苏童、毕飞宇、刘醒龙这四位当代文坛实力派作家，围绕记忆与写作之间的关系，特别谈到了童年记忆对各自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正如苏童所说，一个作家的童年记忆，是解开其作品的钥匙。对于多年来熟悉他们作品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重新认识这些作家和他们作品的机会。
　　余华：医院偷看做手术
　　余华是上世纪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早期小说多涉及血腥、暴力、死亡。余华说到，文学评论家洪治纲曾经对他1986年至1989年间创作的8部短篇小说做过统计，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多达29个，余华自称也吓了一跳。
　　余华认为成长的经历决定了自己在1980年代写下那么多血腥和暴力。文革开始时，余华读小学一年级，文革结束时，他高中毕业。在成长过程中他目睹了太多的暴力，在贴满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他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而父母都是医生的关系，余华的童年是在医院的环境里度过的，他回忆起小时候跟哥哥去偷看父亲给病人做手术，手术的场景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
　　余华回忆起1980年代“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的写作，当时白天写作，小说里不断有人死去，晚上就会做被人追杀的恶梦。直到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漫长的梦。此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而这次的梦竟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余华称，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这个“真实的记忆”便是他在文革期间目睹过多次的公判大会和执行死刑的实况。这个梦促使余华决定，以后再不能写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他甚至形容，如果继续那样写下去，此刻的他，“很有可能坐在某个条件简陋的精神病医院的床上，面对巨大的黑暗发呆”。这也是余华自述其作品之所以在90年代后产生重大转型的原因，转型后的余华作品，暴力、血腥成分大大减少。这一转变多年来一直是读者和评论家很感兴趣的话题，余华终于以上述答案回答了大家长期以来的疑问。
　　虽然余华说自己不再像80年代那样写作，但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在余华后期的作品如《兄弟》，其中仍不可避免地写到了暴力和血腥，这似乎是童年记忆对余华写作影响至深的又一例证。
　　其实每一个作家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叙事方式，我认为所谓的创新更多是针对作家的个性上的。我跟苏童几乎是同时被认为是先锋派叛徒的，当时我还以一句话回应：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一个流派去写作，我是为我自己而写作。
　　——在12月4日暨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堂上余华谈先锋小说
　　毕飞宇:曾经疯狂的想象
　　毕飞宇开门见山地说，他非常不相信记忆这种东西，因为记忆常常会带有道德化和美学化倾向，一个记忆的拥有者和陈述者，往往会让自己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以符合自己内心需要出发来重新处理记忆，毕飞宇以自己对少年时期一次打架事件的回忆，阐述了这个看法。既然记忆如此不可靠，为什么还要谈论它？毕飞宇认为恰恰是因为记忆的可信，才会具有戏剧色彩，即文学色彩。
　　毕飞宇谈到自己童年时代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年幼的他在冬日的晚上听父母聊天，父母谈到他们童年的生活，毕飞宇便在父母的谈话中虚拟出一个世界。今天毕飞宇回想起来，觉得这个被虚拟的世界可能比他当年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更真实。
　　在个人的童年记忆之外，毕飞宇还谈到先锋小说作家为什么当年不再沿着先锋文学的道路走下去。他说，先锋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在虚构历史、虚构现实，因为当时一个巨大的现实背景是，外来的文化映照着我们自己的文化，窗户刚刚打开，作为写作者，毕飞宇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当时急切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疯狂的想象，认为只有远方，只有想象出来的，才具有文学的品质，这是早期先锋小说的一种倾向。但随着越来越开放，与世界开始接轨，毕飞宇才知道，文学仅仅依靠想象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更重要的是回望走过的路，找到自己的记忆，并临摹现实。这对作家提出更高要求，必须“让自己更开阔，内心更柔软“，毕飞宇说，这也是他现在对自己的要求。
　　——12月4日暨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堂，毕飞宇回答如何看待作家作品的知名度与名导演改编成影视的问题。
　　媒介也许会提升作品的知名度，但是，任何一个导演，不管是什么‘谋'，都无法帮助一个作家提高自身（作品）的品质，这个事情只能靠（作家）自己。
　　苏童：一个在街上游荡的少年
　　颇有学者气质的苏童，在自述童年前，分别对前辈作家如孙犁、汪曾祺以及与自己同时代的余华、毕飞宇做了精彩点评。
　　苏童说，他常常在余华的小说里看到一个躺在医院太平间水泥台上睡觉的小男孩形象，这是因为余华曾经谈到小时候的家对面是一间太平间，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他就会到太平间的水泥床上睡一个凉爽的午觉。苏童认为，这个意象是解读余华很多作品的钥匙，比如作品中的死亡、阴郁、恐惧等，都可以得到解释。而对于毕飞宇，苏童认为，在他的作品里既能看到一个乡村男孩要突破藩篱看世界的野心，也能看到底层年轻女性的巨大梦想和希望。至于自己，苏童说，潜藏在自己作品后面的，是一个身体不好、总在一条街区上游荡并东张西望的少年，这正是他童年的影像。
　　“少年时代的一场病造就了我今天的气质，而且把我引入了文学创作的生活中。”苏童富有文学色彩的童年讲述，一开头便引来学生听众们的一阵笑声。因为生病不得不呆在家中的少年时代，苏童自称是被“热闹的街头少年生活所抛弃的”，这让他成为一个街头生活的观察者，收藏了小时候生活的街区的很多记忆。多年后一个老同学告诉苏童，他一直非常关注苏童的小说，并能从他的小说中看到很多童年时的原型，这是连苏童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依靠个人记忆的写作，也曾让苏童闹了笑话。谈到多年前的作品《红粉》，苏童一直把童年时代一户邻居中的母亲当成作品中妓女形象的原型，多年以后他才偶然得知，其实那位老人根本与妓女一点关系都没有。“个人记忆并不一定可信，但奇妙之处在于，记忆在修复中会滋生变形，这是一种弹性，也是文学的奇妙之处。”苏童最后得出结论。
　　人生没有文学也可以是完美的，但一个人一生中有文学相伴，以文为友，他的一生将更为诗意。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创作中的虚拟可以让你拥有两个人生的奇妙。或许你的日常生活会很平淡，但创作的过程却会给你一种飞翔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会让我得到巨大的满足。
　　——苏童谈自己的“文学人生
　　刘醒龙:有时个人记忆就是集体记忆
　　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刘醒龙的童年是在频繁搬家中度过的。虽然童年的记忆是混乱无章的，但它仍然是值得相信的，因为在多年后，刘醒龙发现它并没有骗自己，童年时一些隐约的记忆在成年后获得了证实。
　　刘醒龙认为，童年记忆可能会决定一个作家的文学道路，童年记忆是最接近艺术的，因为它没有受到太多外来的干扰，好或不好，美或不美，都是来自直接的本能。他还认为，当某种集体记忆缺失时，个人的记忆就是集体记忆。
　　刘醒龙还谈到自己对文革的记忆，因当时生长在偏僻大山里，他对文革的最大感受是，“它好像很快就消失了”，他更多的记忆是漫山遍野的玩耍，因为当时几乎是一种纯自然状态的成长，并没有被太多的管束。
　　我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当兵，当时看了很多前苏联的军事文学作品，作品里的中尉不仅英勇智慧，而且有浪漫的爱情故事。后来写作挺偶然的，在工厂工作了几年,下班之后，年轻人一起聚在宿舍里吹拉弹唱，日子无忧无虑，业余时间没什么事，我就写点东西。与我同在一地的一位年轻作家获得了青年文学奖，对他的羡慕以及他给我的鼓励，使我开始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刘醒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