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港澳虽没有实行人代会制，也没有搞“三权分立”或联邦制，但高度自治并非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更不是特区固有的权力，而是来源于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授权。
毕竟，“五十年不变”，不等于五十年放任不管。
这些年香港社会的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个别候任议员宣誓时辱国，凡此种种，正应了邓小平的话，某些势力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中央当然要及时亮剑，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坚决遏制和打击“港独”势力，定分止争、释疑解惑的效果背后，体现的就是“全面管治权”的力量。
换言之，这是中央政府一以贯之的政治底线，也是已经成为现实的政治操作。
现实
明治病之术者，杜未生之疾；达治乱之要者，遏将来之患。用好全面管治权，中央和特区形成良性互动，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全面管治权必须得到香港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根据阎小骏的观察，香港社会运动的不断激化和“港独”势力的泛起，对香港特区的管治形成新的干扰，这种干扰“对两地之间的政治互信杀伤力非常大”——
比如，有些境内外势力“打着红旗反红旗”，故意混淆、曲解“一国两制”的初心，对全面管治权横挑鼻子竖挑眼，发出“香港只有一国、没有两制”之类的奇谈怪论，臆度中央收紧高度自治权，甚至“全面接管”云云。再加上香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竞争、收入分配不均、住房置业困难等带来的社会分化，很容易转为对政府和相关政策的不满。这些，对港澳尤其是香港建立足够的政治认同，形成了不小的挑战。
从构建认同到知行合一，都需要足够的信心、耐心和智慧。用这位学者的话说，“一个与国家主体政治秩序离散多年的现代都市，要重新整合进政治主体的制度体系和宪法秩序，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这本身恐怕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和艰深的政治难题之一”。
面对挑战破解难题，就要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战略定力，牢牢牵住“全面管治权”这个牛鼻子。在岛叔看来，这也是习近平特意点明“全面管治权”的内在原因。过去我们谈“高度自治权”多，谈“全面管治权”少；如今，在舆论引导和思想意识上，这个纠偏则是必须首先完成的。
文／东鲁虬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