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3月5日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痛批官场歪风。他自称从当副省长开始，做高官20年，讲真话越来越难。他认为渠道不通畅，领导听不到真话，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官员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会上和会下不一样；下面的人习惯琢磨领导讲话，而不是让讲话服从法治原则；官员对讲真话有忌惮，担心会给自己带来政治风险；解决问题，必须从高层做起。
66岁的张维庆就讲真话难说了一些真话，他所列举的那些现象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就在读者看报的此时，情况也一如既往地不容乐观，无数假话正在诞生，并堂而皇之地遮蔽人们的视听。其实，岂止是讲真话难，现在连公开点出这样的问题都很难，需要言说者具备相当资格与极大勇气。而这种真话被驱逐的局面，根据张维庆的亲身体验看，不仅没有松绑反而变本加厉。
张维庆是高级官员，他所说的讲真话难，其主语自然默认是各级官员。在这个系统中，盛行着一整套官话，和真话没有多少关联，却足以深刻影响到官员的自身利益。对这套官话的服从，就相当于对这个系统负责。违例者，比如用真话威胁到官话，往往会受到各种类型的惩罚，甚至断送仕途。因而，官员讲真话难，究其原因是权力内部的话语清除了真话的空间。
但讲真话难，不只是官员的感受，也不只是官场的特征。讲真话难还是社会病的典型症状，民众讲真话的处境不比官员更宽松。官场上的话语禁忌，正在系统化地扩展到社会，表现出对社会领域中真话实情的抗拒及封锁。官场讲真话难，不过是社会讲真话难的起源和缩影。讲真话，并未受到制度化的保护，却遭受制度化的排斥。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张维庆也是点到即止。
即便是在讲真话极困难的情况下，真话还是有的，更不缺乏讲真话的人。在一个充斥谎言的环境里，真话本身就是力量。因此，可以看到各种对真话禁忌的重申和强调，遇到各种遏制真话的措施和举动。讲真话的尽管稀少，但并没有放弃；拒斥讲真话的即便遇到反对，同样不打算停下。讲真话与讲真话难并存。围绕着讲真话所发生的一切，可以比较清楚地解释讲真话难的原因。
讲真话难孤立了真话，同时鼓励了不讲真话的行为。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也许会因恐惧而疏远真话，或凭借谎言来求取安全感。这样一来，真话就凸显出来，成了唯一被追击的对象，必欲除之而后快。讲真话难的后果不仅是压制真话，还可能降低真话在公众话语中的比重。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真话被围剿都是一场灾难，对此必须保持足够的警觉。
讲真话难的处境提醒民众，要对假话有基本的鉴别能力。这是因为假话或托词泛滥，其势不只是要赶走真话，还希望代替真话。虚假的话语泡沫具有侵略性，禁锢讲真话的人，企图占据真话对人们的正面功能。如果周围都是谎言却无免疫能力，迟早会被谎言占领，或成为谎言的一部分。在讲真话难的情境中，一个人究竟是朝向真话还是假话，其实并无更多选择。
讲真话越来越难，并不代表真话失去了价值。相反，若想避免真话的全面溃退，令其在与假话的抗争中取胜，可用的良方就是讲真话。唯有讲真话，才能挽回讲真话难的局面；唯有讲真话，才能拯救真话；唯有讲真话，才能矫正人们的扭曲心理。讲真话难是我们讲真话的唯一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