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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五大秘书命运迥异

[日期:2010-10-15] 来源:《赤子》杂志  作者:郭省娟 [字体: ]

  

    由于受时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人生态度、处世风格影响,“五大秘书”演绎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篇章

  毛泽东一生任用过很多秘书,帮助他处理一些日常政务或是生活事宜。解放之初,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主要秘书有四个人,人称“四大秘书”。后来到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的秘书又增加了江青。于是,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陈伯达、江青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人称“五大秘书”。

  胡乔木 笔杆子、政治秘书

  胡乔木,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胡乔木由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获得了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章辞家”的称号。

  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先后协助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当时也在重庆,老友相见甚欢。这时的乔冠华也是个笔杆子,发表文章使用“乔木”作笔名,而胡乔木当时也正使用这个名字。两个“乔木”聚集在一起,发文章时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曾经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就给自己起了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并且也取名叫“乔木”。

  后来,人们渐渐发现有两个“乔木”,于是称延安这个为“北乔”,称重庆那个为“南乔”,而眼下两个乔木竟然相聚在一起,这就“麻烦”了。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更改名字,但是两个人都喜欢“乔木”这个名字,都不愿改动。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一趣闻。

  那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了“南乔”和“北乔”的事,一致请毛泽东作出评判。毛泽东一问后才知道,是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北乔”在名字之前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便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建国后,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了《毛泽东选集》,正是这些丰富经验和编写经历使他对中共党史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1951年6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这由此而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的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泽东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写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大文章!事情缘于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的分歧,胡乔木奉命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发表以后,一时间震撼国内外,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称赞过“再论”,这再次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这时的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他已经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毛泽东曾说胡乔木是“一介书生”,这话倒颇为合适,虽说胡乔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

  “文革”期间,胡乔木怀着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并为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之后又积极推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编写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田家英 总管家、日常秘书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10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

  此前,田家英因为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令毛泽东印象深刻。因此,当毛岸英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时,他想起了田家英,于是田家英开始当起了毛岸英的老师。

  此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也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

  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

  谈话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

  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

  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也正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叶子龙 长期追随者、机要秘书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

  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

  作为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

  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

  但在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叶子龙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

  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所以对他说过的话要格外留心。

  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他想过很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录音。

  录音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早在延安时,为了准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还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重要手段。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

  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革”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

  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株连。

  叶子龙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是毛泽东把他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同时叶子龙也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财富。

  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他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就再也没有回去。叶子龙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2003年3月在北京逝世。

  陈伯达 野心家、政治秘书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原名陈尚友,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后去苏联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延安。

  初来延安,陈伯达一直在低谷中徘徊。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在延安一次座谈会上,大家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争论颇为激烈。

  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开始展示他的本领了,由于他说话口音太重,所以他发言时尽量把语速放慢,以便让大家都听懂。陈伯达采用了对对立双方加以统一的方法,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毛泽东称赞这“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还专门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随后毛泽东又邀他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

  当他得知陈伯达通晓古代哲学,而他正巧也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时,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搁在一边……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后,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秘书事务,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一直在写文章。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往往会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表现出来,陈伯达也不例外。他曾随毛泽东出访过苏联,就是在出访莫斯科的日子里,他的那种爱出风头、争强好胜的鄙处暴露无疑。

  那是在一次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了蒋介石,这时斯大林忽然对着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本来一直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当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时非常高兴,整个人马上变得兴奋起来,还未等翻译把话说完,懂俄语的陈伯达已经放声笑了。

  斯大林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甚至举起了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举起酒杯回敬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忘乎所以,为自己在最高级会谈尚能这么大出风头而兴高采烈,这明显违背了基本的党际交往规则,事后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评。

  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文革”初他曾经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堕落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成为历史的罪人。

  江青 夫人、生活秘书

  江青,1913年生,山东诸城人。她与毛泽东结婚后,名义上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实际上就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在婚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她还扮演着“贤妻”的角色。

  但是江青本质上是一位颇具野心、不安分的女人,在地位巩固以后,她便渐渐得意起来,利用“第一夫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其以前的文化专长,开始干预起政治来。她出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批判电影《武训传》使她终于得以崭露头角,这令她颇为得意,从此便开始越权,步入政坛。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正式决定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于是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此外她还有两项任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她就利用这些原本不应属于她的政治职位与地位紧紧盯住局势的发展,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利用价值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更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此时的她不仅仅满足于只有国内知名度,还想要有国际知名度。江青深知作家手中笔的影响力,更知道“无冕皇帝”的威力。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希望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最初她找到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可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但江青仍不放弃,继续寻觅着自己的“斯诺”。恰恰这个时候维克特出现了。

  维克特来中国的目的是了解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但是所获无几,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的热烈握手表明了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既然一个愿谈,一个愿写,两人一拍即合,这样写一本书的意念已经明确,于是开始长谈。两人的谈话前后共达七次、十六个小时,并记录整理成文稿。

  虽然由于毛泽东等人的阻止,文稿未落入维克特之手,但是维克特还是根据自己的笔记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ChiangChing》,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书的封面上印着江青在延安所摄的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克特的一首诗。《红都女皇》一书的出版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在“文革”期间倒行逆施,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多次对她进行严厉批评,并警告她不要和张春桥等人结成“四人帮”。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等人更是加紧了篡党夺权的脚步,但邪恶终究战胜不了正义,江青最终还是受到了人民的惩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编辑:郭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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