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总共出版了135.8万种的图书，比1949年以前中国所有出版的所有的图书还多20万种，总量和品种位居世界第一位。这样巨大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在未来的五年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专访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
解说：从2006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将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作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到目前为止，包括地方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在内的经营性出版单位基本转制成企业。其中，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的出版社转企改制工作全部完成，涉及到的人员是几万人，涉及到的社保的投入经费17亿多，打了一场攻坚战。
记者：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看很到的出版社包括杂志社都从一个事业单位变成一个企业了，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为什么必须下如此大的力气，必须做这样的改变？
柳斌杰：现在人民群众接受的信息，阅读的知识门类广泛，需要我们的出版单位给他们提供适合各个门类，各种人群，各种文化程度，各种职业，各种文艺欣赏水平需要的那种出版物。如果按照我们这种计划的模式，这个全部都落空了，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力出不来。我们在世界的话语权没有主导。所以我们从文化生产里解放出来，人的创造能力发挥不出来，所以必须要改造我们的体制机制，确立一种新的模式来参与文化竞争。
记者：关于文化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您曾经说过，不仅要换汤还要换药，还要把药罐子都砸碎了，您这样说是担心什么呢？
柳斌杰：就是长期我们形成的思想观念，一涉及意识形态领域非常敏感，一涉及到文化就非常神秘，总是解放不出来，这个观念变不了。
记者：现在来看，药罐子打碎了吗？
柳斌杰：彻底打碎了，应该说四百多万人砸掉了铁饭碗，走向了市场，在竞争中间发展。
记者：检验这个是不是既换汤又换药，恐怕最重要的还是看提供的文化产品与质量本身发生的什么变化，在国际上是不是竞争力在提高，您的观察是什么样的？
柳斌杰：像我们这几年出的大百科全书，世界一流的百科全书，为我们国家争取了国际的话语权。现在涉及中国的条目，其它国家的百科全书、辞典，全部使用的是中国的条目，纠正了外国人对中国过去一些错误的解释，错误的概念。
解说：我们在“十一五”期间已经达到了年平均70亿册，一共发行了342亿册的书，就是世界第一位。2010年联合国公布的全球五年累计发行量最多的十种书中，我国占了三席。报纸现在的发行量一年是439亿份。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公布的世界100强的报纸里面，中国就占了25席。这五年我国新闻出版业总资产、总产出和总销售都翻了一番，其中总产出已经突破了1万亿。
记者：一方面我们看到出版物的种类、数量大幅度增加，但另外有一个数据，就是公民的(图书)阅读率一直呈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吗？
柳斌杰：实际上是并没有矛盾，因为这五年，纸质的图书的阅读量在下降，大概现在要占50%左右。新媒体的阅读量逐渐地上升，每年都是增长，七八个百分点。我们在去年调查，新媒体阅读已经占到百分之三十几，特别是年轻人转向现代媒体来阅读。
记者：所以我想不管时代怎么进展，一个国家的公民读多少书，读不读书，还是有质的不同的，我们也看到数字说，上海是属于平均阅读率比较高的，一个公民一年也就是6到8本，平均，但有的国家的公民大概能达到64本，一年。像这样的一个差距，我想作为新闻出版总署来讲，也有一个职责，就是怎么样提高这样的一个比例？
柳斌杰：一个没有阅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是世界上都一般看的。西方国家非常重视阅读，西方国家的元首过生日怎么过，都是跟孩子们去读书，奥巴马、伊丽莎白、德国的总理、总统，法国的总统，每到生日都是跟孩子们读书，有的是读自己写的书，有的是读经典，对于它，促进西方文明是起了很好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我们将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战略性的工程。如果我们国民的素质不提高，我们即使有现代化的设施，现代化的设备，我们还不能现代化。
记者：您刚才讲的例子其实是一个示范的效应了，作为您本人来讲，比如一年也到年底了，读多少本书？
柳斌杰：我今年能读260多种。
记者：您这一年读书的感悟是什么？能跟我们分享吗？
柳斌杰：书是一个永恒的产品，书是要记录我们时代的创造精神，要留住人类集体的记忆，要传承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文明。所以这种产品不能像互联网、短平快的东西随便来生产，我要求图书生产一个是严肃的记录我们人类的精神创造，这个读书我自己最大的感觉是责任感，祖宗后代留下的东西，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珍品，记录我们这个时期的人类它的精神创造。所以这几点，我觉得是我在最近几年在读书的一些感悟。
解说：过去农村文化资源贫乏，据调查，有些家庭除了学生用书以外， 14年没买过一本书，“十一五”期间，全国建立了30多万家农家书屋，中央财政投入了20多亿，地方财政投入了30多亿，如今每个农家书屋有1200种以上，1500册以上的图书，30种报刊，并配备电视放映等设备用于播放100种音像制品，这极大地改变了农村阅读的状况。
记者：农村书屋从2005年开始建起，数字也是一个直线上升，对于农民的阅读来讲，有什么样的改变？
柳斌杰：农村的农民感到最实惠的就是农家书屋，帮助农民提高素质，致富，懂得法律，懂得一些保健知识，丰富的农村孩子们的阅读，这个是它的改变。但是目前才覆盖了一半(行政村)，还有一半没有覆盖，最近中央又下拨了26亿，明年将会加大力度，我们预计在十八大前，按照中央的要求，提前完成农家书屋建设的工作。
记者：在“十二五”期间也会持续做这个项目？
柳斌杰：持续做，还有两年时间吧，建设好。
记者：在这几年，推动着改革，但是对于新闻出版方面的管理，作为管理单位来讲，总署是放手的时候更多，还是收紧的时候更多？
柳斌杰：总的来说，这几年我们在新闻出版管理方面，是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包容，我就主张，突发事件一定要抢先报道，准确、及时、抢先，你早发一秒钟，他就用了你的。我们这些制度改革以后，等到玉树地震的时候，外国新闻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记者：引用我们的。
柳斌杰：所以这个就变得更加准确、及时、开放，包容性也强了。尤其是互联网，以主旋律为主，正面消息报道，也有大量的批评性的报道，社会监督类的报道，不是像过去的，有一点就非常紧张，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包容性非常强。这一方面我们变得，应该说更加宽松了一些，更加和谐了一些。
记者：您说关于记者的管理，现在有两种现象并存，一种是为了追求销量，关注度，未经核实的信息，就发布出去，甚至有交易，有一些是真正行使舆论监督权，但是却被打击，可能个人人身安全受到影响。像我们的新闻记者证都是新闻出版总署发的，怎么做到保护该保护的，约束该约束的？
柳斌杰：今年一年已经查处假记者案件170多件，绝大多数，并不是记者所为，而是曾经在媒体工作过的，混过一段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决保护我们记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我们服务国家公共使命的记者，他是社会正义的良心，一定让他正确地行使自己的职权，这个要保障。如果社会连这一点都不保障了，那么社会的公平正义值得怀疑了。
我们要求是，公众机构、公职人员任何时候都不得拒绝记者的合法采访。要求各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
记者：您平时闲暇的时间会上网吗？
柳斌杰：上网。
记者：浏览网络媒体，跟看传统媒体，对您来讲，最大的不同您觉得是什么？
柳斌杰：一个是传播的速度快，内容丰富，还有一个语言新鲜活泼。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表述，尽管说语言上有不规范这些问题存在，但是它的生动活泼新鲜，这是给人一种很好的感受。
解说：我们现在每年参加40多个国际书展，外国展商对中国新闻出版产品高度关注，中国出版物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在版权贸易方面，五年间我们成功实现了大跨越。“九五”期间，版权贸易进出口比是10比1，“十五”期间缩小到7.2比1，2009年进一步缩小到3.3比1，逆差明显缩小。这充分反映了改革提升了我国出版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这就是您说的怎么从一个出版的大国变成出版强国，这样的变化靠我们主观上去推动能产生吗？还是说靠创作自然而然的一个规律，这个社会氛围不断变化，才能自然而然才能产生出一个出版的强国？
柳斌杰：目前我们中国在新闻出版领域应该说，从我们的记者，从我们的新闻机构、出版机构来说，世界上也是前列的，那么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创新和影响力两方面。很多传媒集团的领导人，我们交流的时候他都跟我提这个问题，我就问他们，为什么我们的新闻，我们的文化的影响力不够，他的一个很直白的就是说，你没抓住人类文明进步的那些关键问题，世界关心的问题，你们光关心你们自己，所以你们没有影响力。这个就需要一个创新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我们转播能力的问题，可能包括我们的传播的渠道，我们文化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刚刚进入市场经济都很不适应，这也是目前我们形成弱势的一个原因之一。
记者：进入下面一个新的五年规划了，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柳斌杰：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我们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征程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在十年之内，要把我们变成一个新闻出版的强国，关键问题就是创新，我几年前讲的，就是一个人脑加电脑，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当然也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政策环境，或者是还不足以激励人们发奋创造思维，当然从多方面考虑。我想我们应该在世界上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们中国发生这么巨大深刻的变化，那么应该产生我们改革开放时代的应有的，各种文化艺术经典之作，应该是有的。所以这些，所以我们这次制订“十二五”(规划)，我们把创新作为这五年的最核心的东西来做。中国文化影响力、话语权，国际传播能力关键是一个创新的问题。没有创新是实现不了的，这一点要有个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