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阶段，诸位想必都曾学过伟大领袖的一篇文章，老人家在文章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有的人“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我不记得这篇文章的题目了，但这句话一直记得，现在让我来就庆仁兄的创作说话，正应了老人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的批评。
二十年前，我和庆仁兄见过面，知道他写诗，写得“小走红”，后来因为彭燕郊老师，也偶尔在个别场合遇到过，但并不相知，对他的创作更不知底细，胡乱置喙，真是惭愧。刚才从长沙过来的路上，和老赵（旭如）不知怎么就谈到了眼下的微博热，我说我没有开通微博的打算，自己有博客，有《infzm》上的专栏，还有“天心阁下”，说话的地方已经足够多，而且，因为教书为业，养成“好为人师”的坏脾气，见人就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差不多要成为“话痨”了。我还在想，开通微博干什么呢？围观别人或者让别人围观吗？这不是我的职业所需要的，和我的性格也不太对路，那么，想关心天下大事？当然，有些事情是我们想不关心都不能够的，这个时代气象万千，这个地方日新月异，每天都有一些在我们这里并不新鲜，放在别处却可能显得匪夷所思的人事，刺激你的神经，其中有些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再伸长脖子去瞻仰，扯着嗓子去摇旗呐喊？我自认为，把自己的内心绑得紧紧的所谓正义感，也许从来不缺，缺的是呐喊之后的沉潜与坚持，缺的是表达正义感之后持守正义的勇气和热情，而对于我们上一代，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国人来说，少得太多的其实是个人的判断与选择，而不是集体的附和与起哄。当然，有一条必须肯定，在到处莺歌燕舞的盛世中国，微博作为不太容易被标准化的新闻发布平台和公共言论平台，真是苍天有眼，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总之，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所谓“文化人”，话太多了很无聊，因为无聊而话多，会更加无聊。所以我每每警告自己，在这个唾沫四飞而真相难求的世界，少废话才是积德，好奇害死猫，对吧。但是，我对老赵说，庆仁兄的创作，让我充满好奇和期待，也许会忍不住说点无聊的话。
为什么会充满好奇和期待呢？那天“湖湘地理”邀请作者读者见面，闲聊时，老潘（年英）别有用心地“勾引”我，向我转述了庆仁兄二十年来的生活和写作状态，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习见的作家学者的状态，其中有我十分认同和向往的生活态度与写作态度，有一种少见的接近于信仰的淡定与平和。
1、说实话，对于帝国政治文化版图中的“知识分子”传统，我一直心存疑虑，对于当今像我自己这样的所谓“文化人”，也基本没有信任，没有好感，一点不敢高看自己，因为从头到脚，整个一个猥琐、卑怯、犬儒、自大、自私、轻狂嘛。但是，不能不承认，这样的怀疑和不信任，恰恰是因为我对于汉语的未来，对于汉语写作、汉语思想的未来，其实有着天真的梦幻般的想象和期望。我期待现代汉语世界可以收获真正震撼人心的精神成果，而首先期待的，则是中国知识者拥有一种真正的自省，真正的独立，真正的刚强，一种不是因为位高权重，因为身外之物所武装起来的强大、自尊与不回头的决绝的气质，一种健康的充分的理性，明敏的正常的感受力，旺盛的不能解除的思想力。由于自己做不到，所以越发渴望。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观察和考虑，我们这里，无论文人墨客还是学术思想从业者，50岁以后，“功成名就”之后，是否还可能拥有足够的创造力和创造的动力。20世纪汉语知识界，王国维是有创造力的，很不幸，他选择在50岁时自杀了，鲁迅是有创造力的，但他50多一点就死了，像鲁迅那样孤独地面对“无物之阵”，那样清醒地置身“铁屋子”，想活得平安长久，怕也难。这是我数得出的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和写作者，无人出其右，这样的人当然还可以数出来一些，但更多的人，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则在50岁以后，因为大历史的曲折，因为各自的动机、目标和际遇，最终放弃了或不得不放弃了具有创造性的劳动，甚至丧失了创造的抱负和自我要求，很现实地，以至不惜削足适履地投身于一元化的体制化的生活，按照整体主义的思维和逻辑，规划自己的人生，展开自己的写作。
对于知识者来说，中国历史上一元化的体制化的生存方式，自然不止是物质上的，也不止是工具性的，比如说，知识者必须进入体制内部，才能挣到一份“口粮”，争取到“安身立命”的本钱，以便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坚硬的现实相接洽。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一元化与体制化，习惯于绝对的垄断，也习惯于无条件的服从，从而导致了知识者个性的萎缩，同时又通过知识者个性的萎缩，以达成统一认知与统一意志，以谋求整体性的社会安全与安宁。
事实上，基于自上而下的统一支配，更多时候，根本上用不着垄断性权力和利益的笼络与收编，知识者自己就会以进入到体制化的生存，作为毕生努力的使命，这才成全了当局者“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骄傲和狂妄。偶尔，或许也真有少数不谙世故的傻子，他并不以跻身体制为荣，或者天生“别扭”，性情中有着某种格格不入的成分，但用不了多久，首先是他自己不胜负担，他自己就会崩溃。也就是说，不需要强大的体制化的力量怎样去敲打他，摧毁他，不能融入体制所带来的空虚、焦虑和绝望，就足够把一个人变成空心人，变成“多余人”，变成不可忍受的“精神废人”，变成一个也许连自己都不愿意接受和承担的投诚者。
终于，有所谓“五四”运动，曾经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一元化的局面似乎被打破了，呈现出可以有所选择的别样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因此有王国维、鲁迅那一代的“思想井喷”。但是，很快，通过全体知识者和人民的共同盼望和努力，我们很快就赢回了那种一元化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局面，那种万众一心的自我屏蔽。某些骨子里感染了“五四”精神，对“独立之人格与自由之意志”认了真的人，置身于这样的现实中，恍若隔世，不能不生活得像“遗民”一样压抑和孤零。而对于“力争上游”“与时俱进”的人们来说，所谓“创造”，特别是思想上精神上的创造，顺理成章地演变为一种讨巧的装饰和精致的符号，真正的创造和真正的“保守”，只能是不正常的“例外”，是甚至会弄出人命的“异数”与“异端”。
我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力天生薄弱吗？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薄弱，是人种性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饮食习惯带来了这种薄弱吗？或者，这样的局面本身，仍然取决于制度、精神的自我建构，来源于特定文化背景和政治传统？
列文森在他著名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认为，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元分层的社会中，上层阶级往往兼有宗教与文化功能，而在中国古代的某些时候，皇权政治达到了“最高文化价值与最高社会权力的辉煌的象征性结合”。
我认为，列文森的话其实说出了一个令人惊悚的事实，即在古代中国，宗教、文化与政治权力常常合而为一，最高的权力就是最高的精神与价值所在。“人文主义”勃兴的诸子时代以后，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就只剩下一个“现实主义”的此岸世界，我们信仰的是世俗王权与家国伦理，在世俗王权主导下的价值体系和家国伦理之外，几乎找不到超越性信仰与纯粹精神的动机和动力。也就是说，任何人，任何思想的努力和精神的热情，一旦不能与世俗政权的价值体系达成一致，就可能失去存在的机会，就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就会迅速自我瓦解，你如果不能想方设法融入此一空间，你也很难成长出另外一种空间来，更不用说所谓独立的空间。
以此推论，在传统中国，有世俗权力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及其价值标准的化身，主宰者就是“文明”的表率，主宰者的需要，就是“文化”“学术”的准则。历史延伸到今天，当其中的合理性因为启蒙精神的照耀而逐渐丧失，这样的下意识选择与当下自然的安排，就难免只剩下纯粹的讽刺性和悲剧性了。然而，在今天的现实中，如此这般的事实却是确凿无疑的：如果你不拥有在一元化体制内的支配性的位阶、权力、身份，或者没有任何来自高一级位阶与权力的认同和许可，你的一切“创造”，不仅无价值可言，甚至根本上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和任何可能的自主空间，无论知识的价值，精神的价值，更不用说所谓独立的审美的价值。
自然，无论古今，漫长的汉语写作史上，终究有“异端”存在，且不说伟大的诸子时代，一直到太史公司马迁，思想者以“天命”抗衡王侯之命，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任，他们的心灵大体上是开放的，即使是思想管制越来越严密，“最高的权力与最高的价值”完全走向重合的汉唐以后，也有如嵇康那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狷之士，有李贽那样指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的真的叛徒，有《红楼梦》作者这样似乎置身“四辟六合”之外的卓尔不群的天才。因为他们，汉语的天空还不至于太寂寞，太冷清。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最精彩的篇章，大体上就是由这样一些程度不一的“精神分裂”和“精神出轨”者，被主流社会所放逐或自我放逐的人，所共同书写的。
需要说清楚的是，他们之中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有着具体的机缘，联系着他们具体的身世、生涯，对于他们本人来说，其中充满了琐碎的压迫和残忍的剥夺，充满难堪、屈辱、沮丧和不甘。
二十多年前，我做硕士论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常常被称为中国古代士人中最最“异端”的明代艺术家徐渭的创作。石涛、齐白石对于徐渭，都曾经有过自认“青藤门下走狗”的五体投地的崇拜和敬仰。但是，以我在80年代的教育中多少成长了的一点批判意识，读完徐渭诗文集后，我的第一感觉其实是失望，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即使“异端”如徐渭这样不同凡响的艺术家，他所有的苦恼和愤怒，都与那个他孜孜以求梦想着进入的一元化体制有关，他一次次撞在严密的体制之墙上，头破血流，以至自杀杀人，把牢底坐穿，他不得不“牺牲”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名分、地位和虚荣，这以后，或许才有了他极端个性化的艺术上的创造。
我当然知道，在古代社会，这是一种很难让人置身事外的时代逻辑与文化逻辑，对于当事者当局者，甚至有着不证自明的天然合理性，能够像徐渭那样，已经足够让人高山仰止。事实上，即使到了今天，即使很多人都意识到，那种体制化的文化生产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早已荒谬透顶，但人们依然可以活色生香地婉转周旋于其中，沉溺不返，世故到天真，幸福到忘我。在“存在即合理”“成功者不受指责”“识时务者为俊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现实主义逻辑中，不用说主动自异于传统，自别于众人，自立于潮流与主流，即使活生生地被某种不能不以身殉之的力量挤压成为“牺牲”，也一定会“流放者归来”，甚至好了伤疤忘了疼。
2、基于以上观察和考虑，我跟老赵说，对于庆仁兄的写作，我第一好奇的就是，他究竟是因为外在的“形势”逼迫，不小心成为了特立独行的“异端”，还是一意孤行的思考和创作，成为了他无法离弃的自家生活，成为了他不得不然的“灵魂出窍”，是他的心灵需要驱使他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以至连“发表”的愿望都很不强烈了？
我觉得，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其精神动机和思想动力，甚至不应该继续停留在那种与现实，与时代，特别是与政治的简单对抗上，尽管这也许是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不可能省略的步骤和“功课”，而应该从自身，从自我，从“同体大悲”的生命，成长出一种不再是被动的也不能轻易被剥夺的需要，一种主动创造和自我建构的内在需要。
很高兴，我从刚才诸位的发言中领会到，庆仁兄写到今天，几乎是主动的，是“自在自为”的，不是因为文坛或社会不能认同他接纳他，他在那里讨不到“功名利禄”，进而“发愤著书”，要做给别人看。他甚至放下了中国文人历来居之不疑借以自大的“文章或为时而著，或为事而发”的“光荣使命”，而服从了从自己的体验和反思中生长出来的思想和价值理想。
刚才，我一边听大家发言，一边在紧张地阅读庆仁兄《虚度一生》中从《自序一》《自序二》到《自序三》的篇章，在《自序一》里，我看到了这样几句：“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种‘疯狂’的想法也会像爱情一样让我充满热情地如饥似渴地去追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疯狂’的追求居然轻易地就越过了‘大变革’的时代”“直到过了多年之后，我才惊奇的发现，其实这并不是一种追求，而是一种需要。”
这几句话让我有特别的感慨。我想，这未必完全告示了庆仁兄写作时的心理动力，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庆仁兄所说的“一种需要”，证明他的写作，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写，他不得不这样写，只有这样写才让他感觉心智情感上的满足和惬意。至于追求什么，比如说一个让人惊艳的奇迹，一部不世经典，在他也许已经不再是第一的动机，唯一的动机，他也不是被人，或者被这个时代逼到墙角，走投无路了，才过上现在的生活，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写作，他是多少显得从容地自由地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我所期待的。
这几年，我也看点小说，包括长篇小说，甚至看过一些前辈作家新出炉的作品，如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仔细看，蛮有味道，如同陈年老酒，如同风俗画。张贤亮最近有一部长篇小说，好像叫《六百亿》还是什么，妙趣横生，张贤亮真是有才之人，还有激情，有见识，小说很好读，所指对的现实也很明确，像“报告文学”，痛快淋漓。类似的可以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不少，中年作家尤其多“鸿篇巨制”。自然，其中不少是读了一页就读不下去或者不想再读下去的作品，包括“获奖作家”的“获奖作品”。
也许是因为文学的“边缘化”，眼下的文学创作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连“五四”时代那样强势的社会使命，似乎也可以掉头不顾了。但是，从我个人的观感看，即使是一些著名的作家，一些著名的作品，盛名之下，往往也其实难副，特别是从某一种我所向往的精神维度和视角来考虑的话，如刚才老赵说到的，有的作品看过之后，感觉有点失望，觉得没必要看，作家也没必要写，因为他早就证明了自己能写出这种东西，能写到这种程度和高度。他的套路，他的模式，他的思想，他的觉悟，并没有往前推进一点点，对生命的认知，对历史的理解，对事物的观察，他本人的感觉和智慧，都没有太大的重要的超越。一言以蔽之，无论精神的爆发，还是艺术的扩张，对作者自己，包括对满怀期待的读者，这样的作品，似乎都不构成对于心智情感的冲击和挑战。
当然，这可能源于我的偏爱与偏见，源于我对于当代艺术别有所托的理解。
今日中国文化的奇观之一，就是文字垃圾多到令人不可忍受。想来想去，原来大都是为了应对现实，为了谋生，我们是一个为谋生而谋生，结果却总是不得安生的族群，如今，官方主导的资源分配混杂着野蛮的市场要求与伪科学的量化管理，似乎正在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为了在这种体制化生存中谋得一席之地，人们殚精竭虑，各显神通，不遗余力，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纳入了完全不能自主的项目、指标、课题、奖项、名分、位置、效益的分配与争夺。于是，人文学界充斥的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学报体八股文章和乌烟瘴气的学术著作，文坛上充斥着的是陈陈相因的故事和语言，或者貌似传奇、新鲜、别致得不行，实则平庸、老旧、荒谬、弱智得过分的“创作”。
近年来，我之所以屡屡快意于残雪女士某些关于文学创作的言论，正在于她毫无保留的对于当代文坛的批评，以及她有点偏执的对于中国文人与文化惯习的毫不留情的揭发和诅咒。确实，一个人，一个民族，最不能原谅的品质，不是他在物质生活、社会互动中惯于作假，而是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灵魂从来失真，而且，居然相沿成习，习焉不察，假作真时真亦假，把历史当做演义，把现实做成传奇，把人生看作游戏，以至在五彩缤纷的大戏中酣然高卧，享受集体催眠，享受集体性的白日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因为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譬如读到萨特的《厌恶》以及《理智之年》，读到卡夫卡、加缪、福克纳、博尔赫斯的小说，读到艾略特的诗以后，我自觉，真正可以对应于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让我们觉得十分熨帖的智识和情感，显然已经大不同于前此的年代，现代艺术需要有新的气度和品质，那种情感过于光滑，书写过于流利，下笔不能自已，却一点自省和自嘲的觉悟和力量都没有的创作，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可能，这也是那种在习惯性套路和精神状态中的写作，那种暴露了士大夫式的文人情调、趣味和价值理想的写作者，总是不能让我心悦诚服的根本原因，岂止不能心悦诚服，有时候简直让我“恶向胆边生”。
3、就我对庆仁兄的作品的短暂阅读，我得承认，他的文字，对于我的心智和积习构成了挑战，我还没有能够完整地进入到他的世界，这是一种诱惑，但我喜欢这种被诱惑的感觉，喜欢其中所包含的陌生气质。
陌生首先是“体式”上的，正像前面有朋友言及的，《虚度一生》是小说吗？是诗歌吗？我倒并不为这种“体式”的无所归属而担心，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现代“文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需要也不再可以用体裁来限定和要求了，何况，面对更感性的电子和数字媒体，文学书写或许不能不走向“文学”的反面，走向“知性”，走向规定“形式”的歧路。习惯性的“体式”概念和书写要求，不能说是不恰当的，但对于今天的创作来说，未必是建设性的，至少我们可以看破这种讲究。
当然，不同“体式”的跨越与融汇，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结构”以及由结构带来的作品的整体性，所谓“现代主义”写作，甚至更需要某种“大结构”的野心和抱负，这一方面应该说是中国文学历来所贫弱的。
说点题外话。我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难得地有着“大结构”的野心的，他试图创造一个可以涵盖全部现实的超现实结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把无情有情、三千大千世界，全部纳入他仰观俯察后的拟议之中。饶是如此，《红楼梦》反而在很多方面呈现出一种无法自洽的悖论性和矛盾性，作者所显示的复杂的创作抱负，作者所精心设计的完满的结构，既是开放的，又是封闭的，既是结构性的，又是解构性的。从这一角度看，《红楼梦》是不可能“结束”的，或者说，它只能未完成，太明确的结局，对于作者在小说题旨和结构上的巨大野心，对于作者的“完美主义”诉求，多有违碍，甚至可能是破坏性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不是曹雪芹早死了，因此来不及写完《红楼梦》，而是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也不可能满意于任何一种收束，这才有曹雪芹“泪尽而逝”，《红楼梦》未完成的千古公案。令人惊讶的是，即使读者，似乎也无法心满意足地接纳任何一种结尾和结局，这才有了无数“续红楼”“结楼梦”的自作解人的操刀表演者，把《红楼梦》演绎成了一个今天还在继续演绎的公共的文化事件。
题外话打住，回到我们的主题。因为没有来得及读到《虚度一生》的全部，我不敢判断，庆仁兄是否有一种“大结构”的野心和抱负，我可以判断的是，当代汉语写作要突破它至今为止的“瓶颈”状态，即使在所谓“形式”上，包括语言、结构、形制，也必须敢于写作不像小说的小说，正像现代诗人要敢于写作不像诗的诗，自然，这不止是一个勇气和认知问题，更是事关创作者能力、状态、精神、情感、价值理想的问题，事关我们的文化和文化人，是否拥有了足够区别于自身历史传统的气质和身份的问题，或许，最终还需要上升到某种与信仰有关的觉悟问题。
从已经翻阅的这一小部分文字看，我对于庆仁兄在作品“形式”上的安排，没有任何抵触，而是感觉到一种亲近。另外，我对于他的文字所显示的“玄学”意味和“晦涩”倾向，同样没有抵触，而且有一种认同。他的作品给予我们的，不再是行云流水的故事，也不再是可以轻松转述和简单分类的思想与情感，不再是文人趣味，也不再是文人自负的“诗意的栖居”，其中多的是那种紧张的、充满着理性反省和知性扩张的接近于临界的精神运动和想象力迸发。
那么，这不成了哲学了吗？是的，我一点也不反感这样的哲学，有时候甚至觉得，“现代文学”就必须是“哲学”，作为艺术，它当然是感性的，也应该是感性的，但它同时一定是不止于感性的，正像彭燕郊老师说的，现代诗，思考和思想是第一要义。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庆仁兄的文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与他80年代以来接受的西方文化教养有关，他因此拒绝了中国文人式的聪明、机巧、自恋与感官主义。在我的心目中，汉字汉语是特别感官性的语文，感官性的发达，有时候显现为一种惰性，对于汉语表达的思想性与结构性，特别是其中的理性与逻辑，似乎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抑制和排斥，这样的“传统”和“性格”，当然同样可以塑造出属于它自身的经典和经典性。但是，在中西文明交汇的今天，这样的经典性显然不再是自足的，也不应该是自我封闭的，新的经典性，意味着新的文化气质与精神元素的介入和混血。创造汉语文学的新境界，对此的觉悟必不可少，突破汉语写作的“瓶颈”状态，也有待于不断重申这样的觉悟。
总体上，我觉得，庆仁兄的“实验”，无论是关于生活的，还是关于写作的，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知识者的教养、逻辑和审美趣味可以区隔开来的东西，与现实的一元化的“文化”与“文学”秩序相对立的东西。有这一点，就足够令人欣喜了。我对庆仁兄的写作充满信心。谢谢。
（本文根据作者在几个朋友以研读曾庆仁《虚度一生》为主题的聚会上所作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