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和考订等工作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期间，我参与了一些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工作，深深感到编辑《毛泽东选集》是一项极其严肃认真的事情。
我参加的校对工作，主要是用档案原稿逐件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印文。当时，参加《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带着《毛选》第四卷书稿的印文，来到中央档案馆，在馆部领导安排下，我将原稿调出，用毛泽东同志文稿原稿，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核对的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读原稿，他看印文，确保准确无误。
我参加的鉴别工作，主要是鉴定有些一时没有见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当时《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我：档案馆有没有毛主席起草的这个指示的原始手稿？因为他看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档案原始稿，发现是周恩来同志起草的，毛泽东同志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书誊清，毛泽东同志在誊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看到的就是在誊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把核查的情况向编委会办公室作了汇报，说：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经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后来这篇文章就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80年，该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
我参加的核实工作，主要是核实毛泽东同志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体数字。比如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中，详细列举了敌军的数字。编委会办公室为核实《指示》中的这些具体数字，四处查找材料。在军事科学院找不到，在中央档案中也没有找到，十分着急。我也急编委会所急，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交来的周恩来档案中，找到了周恩来当年亲笔写下的关于敌军数字的统计材料，印证了上述指示中的数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我参加的考订工作，主要是考证毛泽东同志手稿中的一些具体文字和写作日期。如为查实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的写成月份。当时，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打电话问我：“《指示》中说的有些事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写的是‘八月十六日'，这是怎么回事？”接电后，我查阅了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发现原稿文尾写的确实是“八月十六日”，但从字迹上看，“八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又查阅了发文的编号，发现编号是9月的，证明这个重要指示发文时间应该是“九月十六日”，而不是“八月十六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辑出版的《军事文集》（第二集）中错印成“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纠正了这一错误。
以上几例是我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服务工作中的几件小事，还远算不上是《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这些情况，足以说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十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
三、《毛泽东选集》的真相不容篡改——批驳《真相》一文的几份档案文献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收录有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一文，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同时特别强调给中央所写的报告应“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64页）。毛泽东同志对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是这样要求的，而他自己就是这样带头做的。《毛选》四卷收入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有原始档案为据。这都是经过认真核实的。中央档案馆保存有毛泽东同志的文稿档案几万件，这是他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罗冰的所谓《真相》一文称：《毛泽东选集》中《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都“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下面，我就列举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章的原始文献为证，来回答谣言的制造者，澄清事实真相。因为这些文章都是被罗冰们诬指为由他人代笔的，相信广大读者看了之后自有明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