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许没有刻意不加强群众体育的意图，但过于看重金牌的行政价值观却在客观上挤压了群众体育的发展空间。虽然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对于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有4比6的书面要求，但其他资源却很难按照这一比例来配置，很多无形的资源配置更难以向群众体育倾斜。
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要求地方政府将全民健身纳入财政预算，但现实中这一要求的落实还面临着社会支持不足的困难，比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对于社区建设有严格的体育设施配备要求，但现实中很难落实。倒是不少地方出现兴建10多年的大型体育设施被开发商无情摧毁另作开发的惨痛事实。
所以，我以为，国民体质落后的问题不能全怪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正如当年国民平均寿命的提升不能将功劳全部记在体育部门身上一样。欧洲和北美的现实表明，体育与健康、青年、文化、旅游、艺术、教育乃至宗教等事务，被合并在一个部门中进行管理已经是常态。美国的健康产业和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已经明显排在钢铁和汽车业之前，欧洲多个国家已把激励和扶持体育产业发展，与尊重少儿和老年人、残疾人乃至移民权力、实现男女平等、体现社会公平、维护国民健康和国防力量等众多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这种将体育融合于社会的理念和制度设计，使得这些国家的体育是包含国民体质提升、竞技实力提高、学校体育强化和职业体育规范等众多目标在内的综合目标决定的，不会因为一次奥运会上的金牌多寡而影响体育战略的稳定性。
还有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空间设置和时间安排其实并不利于群众体育的开展和国民体质的提升。虽然我们基层的多数县城有自己的综合性休闲广场供市民跳舞，但体育设施的人均面积只有1平米多的残酷事实，使国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权利难以得到普遍激发和扶持，西方国家人均10多平米的数据只能令我们继续汗颜。我们的大城市职工多数时间浪费在上班路上，业余时间消磨在麻将、牌桌乃至洗脚房中，也是大众体育难以兴旺的文化原因和消费惯性导致的常见景象。大量青少年沉迷在网络游戏中导致未老先衰现象频发，更是可以上升到当年被人侮辱为“东亚病夫”的程度。遗憾的是，制造青少年网瘾症的企业还持续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扶持，而民间健身俱乐部的发展遭受困难却无人问津，更奢谈政府的扶持政策和资金。
在我们看到奥运会金牌巨大价值的同时，也不要忽略其局限性。当然，中国国民体质的下降这一严酷现实，表面上是体育部门强化竞技体育的无上价值导致的，但从深层价值上看，也是我们长期以来追逐金牌的舆论和社会意识促成的。
更重要的是，与世界各国相比，我们的体育管理体制是相对特殊的和封闭的，这注定了我们国民体质孱弱的责任不能仅由体育部门来承担。因此，今后体育改革包括体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尽快将体育融于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系中，通过体育的特殊辐射力和亲和力，促成各类社会目标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看似丧失独立性的体育将迎来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支持。到那时，我们就不会总在取得众多奥运会金牌的同时去反思国民体质下降的问题。
目前世界上奥运会金牌榜上排名前列的多数国家，多数是群众体育高度发达的国家，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情势在这些国家是常态，我们没有理由让奥运会金牌继续成为国民体质下降的“替罪羊”！
